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从李德回忆透露的细节可以肯定,当年中央决定长征和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知情。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

　　1935年1月17日深夜，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厅那盏亮了三个晚上的荷花形美孚油灯终于熄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开始。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上做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并不知情。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进行的。从1933年初开始，卢福坦、康生、李竹声、盛忠亮先后担任过中央上海局书记。严酷的白区斗争，使上海局屡遭破坏。四任书记中，除康生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外（团长是王明），其余三位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局最后一任书记盛忠亮1934年8月被捕后，由于上海局未能及时通知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致使武子明落入敌手。从此，以上海局电台为中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彻底中断。

　　这一偶然事件，对于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深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李德讲的影响是针对自己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而言，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又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共产国际仍在用无线电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遥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中，会有遵义会议吗？抑或有，将是个什么结果？一切都难预料。因为在莫斯科对共产国际施加影响的主要是王明和康生。但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为毛泽东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

　　毛泽东的斗争策略

　　遵义会议前,博古（秦邦宪）、李德等“左”倾领导人占据着党和军队的诸多重要位置,几乎统治了一切。教条主义束缚了许多同志的思想,宗派主义压制了党内民主。鉴于“左”倾中央统治的顽固性,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大家同心合力,才能有所作为。

　　毛泽东自长征开始，就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用事实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做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中央纵队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身患疟疾，中央给他配备了一副担架，与同样患病未愈的王稼祥一起行军，这样“三人核心”就有机会在一起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通过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加之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张闻天、王稼祥二人在感情和认识上逐渐与毛泽东靠拢，最后认同了毛泽东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

　　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注：应为四方面军）会师。”

　　李德还特别谈到了会后和周恩来交换意见的情况：“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注：李德由于中途离开会场，并不知当时的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到当时的情况：第一，张闻天、王稼祥是最早接受毛泽东建议并站在毛泽东一边的。第二，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最高“三人团”开始瓦解。第三，博古，特别是李德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毛泽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为日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在1972年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也曾提到遵义会议后更换最高领导的细节：“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的这段话透露了当时的上些情况：第一，遵义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取得了驾驭全局的权力，即使在更换中央总负责人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的意见也可以“一锤定音”，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已经“水到渠成”。第二，作为在野的领军人物，毛泽东此时的主要兴趣仍在军事上。第三，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和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正式结盟。

　　可见，遵义会议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毛泽东灵活的斗争策略不无关系。因为他能够巧妙地绕过对王明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在决议中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坚持中共最高领导人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担任，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这就减少了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