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马勒曾以李白、钱起、孟浩然的六首唐诗为题材创作《大地之歌》，1911年在德国慕尼黑首演后，成为西方音乐大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进行创作的经典案例。

第一次指挥马勒《大地之歌》后，余隆一直有个想法，请一位重量级的中国作曲家写一版《大地之歌》。

这个想法在2005年实现，作曲家叶小纲以同样的六首唐诗为题材，创作了中国版《大地之歌》，频频被搬上世界各地的舞台。

余隆、叶小纲

2021年，上海交响乐团将与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G）发行第二张唱片，音乐总监余隆将两版《大地之歌》放进了同一张唱片，邀男高音布莱恩·杰德、女中音米歇尔·德扬演绎马勒《大地之歌》，请低男中音沈洋、女高音张立萍演绎叶小纲《大地之歌》。

“把两个曲目放在同一张唱片中比较非常有意思，就如马勒是油画，而中国作曲家往往是水墨画，他们的音乐色彩是不同的，通过这两首曲子可以看到中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同一件事物的表达有什么不一样。比如在第一乐章和最后一个乐章，处理同样的诗歌文本，马勒的情绪表达很直接，而中国曲目的情绪表达比较含蓄。

余隆说，DG录制提供了一个文化对话的平台，“当今世界有很多误解，源自于对对方文化的误解，也许通过这次录制我们能引发一些关于文化交流、文化理解，甚至是文化误解的讨论和对话。”

唱片录制工作已经于12月7日-12日完成，计划在2021年“马勒年”发行，以纪念马勒逝世110周年。

余隆和录音师

鲜有人知道，上交从前期筹备到奏出第一个音符，一波三折，从欧美远道而来的录音师、歌唱家也像“取经”一样，经历了重重磨难。

“每天要面对好几个坏消息，上午刚搞定，下午又来，半夜里还来，那种对人的煎熬，心脏实在受不了。”上交团长周平感慨，这个项目最后能做成，有很多幕后英雄，“所有能想象到的坎坷和困难，每一个环节该出的事儿都出了，一个都不落。”

换人

在录制现场，除了两位歌唱家，还能看到两位DG录音工作人员——克里斯托弗·奥尔德、菲利普·克劳斯的身影。

因为疫情，上交首先面临的是“进不来”的难题。有人建议他们在国内找录音师和歌唱家，很快被上交否定了，“既然选择跟DG合作，你就一定要用它的最高配置。”周平说。

录音师克里斯托弗便是上交反复争取来的结果，他是指挥大师阿巴多与DG合作的御用录音师，资历深厚。

“一开始，克里斯托弗没想来，DG打算派另一个录音师。余隆一圈又一圈打电话，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他最后同意了。”

录音师到底有多重要？周平解释，“大家以为录音师就是把现场声音录下来，再做技术调整，真不是！像克里斯托弗这种级别的录音师，是边录边调整，比如两位歌唱家可能在德文发音上有口音，每一处他都会矫正，对你的音乐熟悉得不得了。”

女中音也换了人。原定女中音原本答应了来，等到隔离14天的要求提上日程，她又打起了退堂鼓。临了，上交又得重新找人，但要找到满足质量要求，还要DG确认，谈何容易？

签证

明年是“马勒年”，这张唱片将是DG在全球出的唯一一张马勒唱片，意义重大。也因此，上交团队意志坚定，铆足了劲，非要踩着点做成不可。

确定了人员后，就要赶紧办签证了，过程也很坎坷。

叶小纲、余隆、男高音布莱恩

男高音布莱恩就办了两次签证。原本，他想在维也纳申请签证，但去递签时，他才被告知要有奥地利的居留证，被拒签了。持有美国护照的他，只得去纽约重新申请签证，这一波操作完，时间上有点悬了。

“当时两种方案：一种是放弃12月的录制计划，四个人缺一个，一样录不成，风险很大，不如改到明年3月，但如果欧美疫情再起第二波，还是存在变数；一种是，我们好歹做到这一步，大家顶一把！”周平感慨，作为决策者，他和余隆在录音这件事上，一路都在挣扎，“整个团队都没胆子去看impossible的这种可能，就一条路，把它做成！”

上交节目部高级项目经理左圣妮为此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她不仅和四人隔着时差，还要像雷达一样，时时跟着四人的信息走。

“每天早晨醒来都很紧张，因为打开邮箱，就有一堆不好的消息涌进来。”左圣妮说。

机票

等男高音布莱恩、女中音米歇尔都出签了，上交才能买机票，不仅贵，还难买，又够说一箩筐。

女中音米歇尔

原本，二人定好了11月22日出发，11月21日一大早，左圣妮收到邮件，两人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左圣妮记得，她当天完全找不到美国直飞的航班，求助机票代理后，好不容易买到了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机票。

布莱恩是从纽约转法兰克福，再飞上海。上飞机前，他又遇到健康证明的问题，差点被卡住。

米歇尔是从丹佛飞芝加哥，转法兰克福，再飞上海。因为飞芝加哥延误，她临时改飞了休士顿，结果，从休士顿飞法兰克福也延误了。

米歇尔原计划在法兰克福机场做检测，因为延误错过了，这又导致她没赶上下一班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滞留了两天。

后来和周平吃饭时，她详细描述了这段惨兮兮的经历：拿过格莱美奖，这么大咖的一位歌唱家，要在机场的冷板凳上过夜。

汉莎航空的一位姑娘看她可怜，一直帮她关注着机场酒店，有消息就马上告诉了她。身高190厘米的米歇尔从没住过这么小的酒店，什么都挤一块，她必须蜷缩着身子睡觉。好不容易才有了房间，米歇尔劝自己，不要再冒其他险了！

晚了两天，米歇尔才真正抵达上海，为了完成她的录制，录音师往后调整了一天离沪时间。

隔离

两位录音师比两位歌唱家先到上海，但从浦东机场降落后，他们的故事也不少。

隔离酒店在徐汇区，上交早早便将酒店名称和地址发给了他们，但下了机后，两人根本没有区的概念，见了防疫工作人员便跟着跑，结果被拉去了闵行区。

“因为全程闭环式管理，他们不能走回头路。拉过去了，手机没电，wifi也接不上，他们就在酒店大堂等着，怕进去了出不来。”周平说，多方协调下，他们才把人接到原定的隔离地点。

后来，男高音布莱恩听说了这个故事。有了前车之鉴，下了机后，他便举着手机里的徐汇区字样，大喊：“我是徐汇区的，我要去徐汇区！”

“录音师克里斯托弗隔离时的感受，和我们春节待在家里差不多。他每一天都过得很规律，我问是不是还有阅读？他说是的！还看了平时来不及看的那些很难阅读的书，开始做锻炼。”周平说。

经历隔离种种，女中音米歇尔开始感恩生活里的一切细节，形容这是她睡过的最好的床，这是她喝过的最好的咖啡，看什么都很开心。

虽然波折重重，两位歌唱家从没有放弃、没有回头的想法，排除万难也要来。

“艺术家今年特别艰难。像男高音布莱恩，本有机会在维也纳本地演歌剧，结果歌剧院关门了，今年就没演出机会了。所以，哪怕不是公开演出，只是录音，他们也非常珍惜。”左圣妮说。

录音结束后，余隆对大家的状态非常满意，尤其是乐队上交，十分给力。

杀青后的故事还没完。女中音米歇尔回程的航班，因为机组有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又被取消了。